扬州东圈门: 抗日远征军老兵——周玉璞（一）

　　这真是一条诡异的街道，这里曾经既有达官贵人，又有平民百姓，既有抗战英雄，又有奸诈小人，既有忠烈祠堂，又有汉奸公馆，既有富家花园，又有文人旧屋……

　　扬州东圈门: 抗日远征军老兵——周玉璞（一）

　　现时扬州东圈门街的残存街北一侧，昔日的沿街外墙修葺一新，各家各户原来大小不等、新旧不一、木质不同、深浅不等的门，不知从何时起大都换成了黑漆门。虽然整齐划一，但刻板单调，全无生气，不知是为了显得庄重、古朴，还是因了扬州一句老话: 要得俏，一身皂，亦或仅仅为了迷惑突然来袭的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门内情况更不得而知，或许面目全非，或许依然故我，或许神秘莫测，或许焕然一新，除了历史学者、探古怀旧者、有心人，这对于在自家住腻了而想到别家看看的普通游客来说，已无关重要。

　　在这数十户黑漆门中，有一扇门似乎人们并不关注。经过罗总门，从著名经学家刘文淇和著名国学家刘师培故居向前，隔一扇门，就是东圈门10号。当我站在这扇门前，肃然起敬之余也感到些许酸楚。不是因为新门换旧门，新桃换旧符,而是因为曾在这个门内住过的一个人——一个历经战争、磨难和坎坷的人，一个值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敬重的人。我之所以没用“故居”一词，是怕这两个现在有点恶俗的字眼会玷污一位视死如归、艰难玉成的抗日远征军勇士的英名。

　　这扇黑漆门框右上方的门牌号下面也挂着一块牌，上面字念起来有点别扭:“英语课外辅导服务”，这块牌子似乎与14号门上“清溪旧屋”的牌子是同一批次制造的“山寨产品”。这扇黑漆门现在经常关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原来十分破旧的这扇门也时常关着，但从这扇门里时常走出的非老即小的人中有一位中年人却十分引人注目：

　　他个子高高，腰杆挺直，步伐利索，清瘦而英俊的脸上五官分明，略带鹰钩的高鼻梁使他看起来有点像外国人，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目光炯炯，平视前方，除偶尔见到生人眼光短暂下垂，但绝不旁视。穿的衣服虽然破旧，洗得发白，但干净整洁，连领子上的风纪扣都扣着。无论以过去或现在的审美观，他都是一位美男子。然而，这位美男子当年却仿佛是“瘟神”,多数人见他大都避之唯恐不及，有人私下议论他的各种身份，诸如反革命、坏分子等等,其中最多的是“国民党军官”，那是一个曾经令人惊悚的标签。许多同一条街上的街坊并不知道他的姓名，我因他儿子姓周，且有一个非常喜庆和好记的名，推断他一定姓周。

　　美男子好像从来都没有正当职业，他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不是拉板车，就是送煤炭，或者做泥瓦工。在形势稍好一点的时候，他在门框上贴出一张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补习英语”四个字。据他当年教过的学生说，他家里除了睡觉的床和吃饭的桌子，几张长板凳，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东西，真正是家徒四壁。他在一排三间的屋子中，腾出一间作为教室。从此有熟识的街坊就称他“周先生”或“周老师”。周先生随着形势的变化，或打工，或教英文，日子并无多大改变，但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到了身体发育最能吃的时候。那时节，与扬州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百姓一样，东圈门街上居民家里的铁锅、铁铲、火钳等一切铁器都上缴去大炼钢铁，家家息火，户户闭灶。大人小孩只能定时定点到薛家巷、五谷巷等居委会的食堂领取一点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或两三个黑黑的大麦糁子饼。普通群众尚且如此，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家庭境遇可想而知，据他儿女们回忆,上世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家里经常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稀饭或杂粮糊。

　　周先生的“英语补习班”没有能保持下去，“文革”开始后，东圈门街及附近也不太平，人心惶惶，某家门口贴了大字报，某家主人或主妇被勒令站在家门口示众，脖子上被挂上铁丝吊着的木牌或手举大纸，上面写着“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等等的标签，倒写的姓名上打着红色大大叉子。作为资深的“反动派”， 周先生自然难逃厄运。在那些风雨如盘的日子里，人们经常看到周先生在街上扫地，从这头扫到那头，浓雾的清晨，飘雪的黄昏，他依然腰杆笔挺地挥舞着竹扫帚清扫街面，扫得那么认真，那么专注，仿佛是打扫战场，留下孤独瘦高的身影在那寂寞冷清的街上。后来看著名导演谢晋的电影《芙蓉镇》，看到姜文在镇上扫地，听到那句经典的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 我就想起东圈门街上的这幅场景。

　　再后来，人们看不他，也看不到他的家人。有街坊说，他们被押送到农村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我不知道在那陌生的农村他们是怎么度过的，直到好多年后，有人遇见他的儿子，蓬头垢面，背着破旧的挎包，说是因他父亲关系，生产队不许他报考大学，他要到山西去找妈妈。孩子受委屈时总是第一个想到妈妈，可山西那么大，他那多年没有音讯的母亲又在哪里呢？他的爸爸还好吗？

　　听说，十多年后周先生和他的家人又陆续回到了东圈门街，仍住在他们的老宅里。周先生继续做着各种杂活，“英语补习班”又时不时开办了。改革开放后，周先生的境遇逐渐有了改善，又被扬州新华中学聘为英语教员，还成为了扬州政协委员。几年后以人民教师的身份光荣退休，退休后仍在自己家中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英语辅导，撰写战争回忆录，但他的晚年生活能幸福美满吗？(待续)

一、抗战老兵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呼吁 恢复圆通山远征军抗战纪念碑

　　抗战老兵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呼吁 恢复圆通山远征军抗战纪念碑

　　他们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身上，都打着一个抹不掉的烙印——中国远征军。昨天，3名来自云南的远征军老兵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聚到一起，共同呼吁恢复重建圆通山远征军抗战纪念碑，让人们再次正视那段无法磨灭的历史。此次座谈会由云南著名网络作家风之末端发起。

　　　　网友呼吁重建损毁的纪念碑

　　常去圆通山游玩的昆明市民应该都有印象，昆明动物园内有一架老战斗机。但很少有人知晓，老战斗机处原来立着一座纪念碑，全称为“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据了解，碑立于1947年，似一把宝剑，直指苍穹。碑文主要记述1944年中国远征军收复被日军侵占的松山之战役经过，及阵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如今，这座纪念碑只剩下八边形的基座，一旁悬挂的“昆明市五华区文物保护单位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遗址”提示牌成了纪念碑的唯一象征。

　　据此次重建纪念碑座谈活动的发起人风之末端介绍，在动物园里，1945年还立有一座“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纪念碑”，原拟建为纪念在缅甸战役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第五军第二○○师师长戴安澜的“戴安澜纪念塔”。后改为阵亡将士纪念碑。可惜，两座代表滇西抗战历史的纪念碑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损毁、拆除。“70年前的今天，中国远征军出征。70年后，两座纪念碑已被人为抹去了很多年。为了纪念当年远征军为人类和平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特此呼吁重建纪念碑。”

　　在风之末端的倡议下，昨天上午10时许，座谈会在金马坊某餐厅举行。

　　3位老兵陆续赶到现场，他们分别是89岁的萧永龄、87岁的颜嘉铭和86岁的杨毓骧。萧永龄老先生曾是戴安澜将军麾下二○○师的工程兵，颜嘉铭和杨毓骧老先生则都是中国驻印军暂汽一团的士兵。虽年事已高，但提及当年的岁月，老人们仍历历在目，说到激动时更热泪盈眶。

　　参加活动的还有云南老年福利基金会会长郭家凤，省市政协委员、昆明市音乐家协会副 姜雪梅以及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常务理事、云南陆军讲武堂研究会理事陈秀峰等社会各界人士。

　　　　政协委员姜雪梅曾两次提案

　　“我建议修复纪念碑，可采用‘中国远征军在中印缅战场阵亡战士纪念碑’这一名称。在碑体上刻下阵亡将士之名，如众所周知的戴安澜将军……”座谈会上，颜嘉铭老人大声诵读了自己的建议，他激动地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为了勿忘为国捐躯的英烈，同时也是要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警惕，勿忘国难国耻！

　　除了颜老，其他与会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实，早在2005年，作为滇西抗日将士的后人，时任昆明市政协委员、昆明音乐家协会副 姜雪梅就提交了《关于修复圆通山“滇西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的建议》。她建议修复或重建“滇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以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使之作为“昭示来兹”的楷模及生动教材。此外，重建可参照当年碑样，尽量保持原碑特色。该提案得到了市政协、政府办及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但该案交由市园林局主办时，该局却因“兹事体大”，须经省级以上领导部门作出决定批复。姜雪梅昨天表示，2009年，作为省政协委员，姜雪梅再次提出了此提案，但也因相关部门表示要上级部门决定，提案仍无实质性进展。姜雪梅说，她不会放弃，以后会继续呼吁。

　　云南老年福利基金会会长郭家凤也表示，只要相关部门能批准，之前他已联系好了一位热心人士，该人士愿意捐款重立纪念碑。郭家凤还带来了两张纪念碑的老照片，黑白的照片马上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老兵们看着照片，也说起了当年的故事。

　　首席记者刘晶晶《都市时报》

中国远征军老战士：杨毓骧、颜嘉铭、萧永龄（从左至右）记者张玉杰/摄

老兵记忆原坐落于圆通山的远征军抗战纪念碑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