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 两个属兔的幸运皇帝之二：乾隆帝弘历

　　乾隆一朝为清之盛世。

　　乾隆帝享尽太平之荣，位禄名寿，无一或缺。作为皇帝，他在位最久，花钱最多，名气最响，享寿最高。四运并一运---时运，生逢其时也！

　　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即辛卯年，属免。为雍正帝胤禛第四子，而胤禛为康熙帝玄烨第四子。弘历出生时，胤禛尚未即皇位。弘历12岁还不认识祖父。康熙六十一年春，胤禛恭请父皇游园，祖孙才得以识面。康熙帝对弘历奖掖有加，命将其养育宫中。

　　不久，康熙去热河，把弘历带在身边，祖孙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半年。祖孙之间的亲情甚至写入雍正传位于弘历的遗诏中：“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

　　雍正即位后不久，朝鲜使臣在北京城听说，康熙帝病危时对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指弘历---引者）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

　　而弘历之所以继承皇位，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他的次子永琏已被雍正帝许为瑚琏之器，可承宗庙。瑚、琏皆古代祭祀时用以盛黍稷的器具，常用以比喻能胜任大事的人才，也就是可以作为王朝的支柱。

　　皇位继承，关乎王朝的延续。选择合格的皇位继承人事关王朝的长治久安。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合乎情理的传承，即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乃康乾盛世根基所系。

　　（二）

　　弘历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皇帝位，是年25岁。是清初四帝中即位时间最理想的一个。

　　顺治六岁、康熙八岁继位，太早；雍正45岁继位，又太晚。乾隆继位时间不早不晚，且本人体魄壮健，子息不孤，不必担心无嗣子可传。

　　乾隆帝即位后，经历三变。第一变由前朝的“严”变“宽”；第二变从前期的“宽”变为“严”；乾隆三十八年后又一变，即第三变。

　　第一变始见于乾隆十三、四年间，由谨小慎微、宽大为政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

　　弘历继位之初，勤于政务，励精图治，但处事甚为审慎，制定与推行政策均小心翼翼，稳扎稳打。他再三告诫臣工：“一切经理，皆当自度力量识见，缓缓为之，不可为近功邀利之举。”

　　又反复申言：“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即雍正---引者）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

　　乾隆帝把自己的为政之道归结为两个字：“宽”、“缓”。制定政策要宽，推行政策宜缓。这两个字反映了乾隆初政的特色。

　　按照他的说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脉相承，并无差别，但具体政策举措因时变异，各具特色。

　　康熙朝的特色为“宽”，但到晚年，臣下奉行不善，“宽”流于废弛，“遂致办事暗藏弊端，国帑率多亏空”。雍正即位，不得不济之以“严”。

　　弘历说：“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

　　乾隆帝断言：雍正之“严”出于不得已，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宽纵之弊，而他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

　　轻徭薄赋，为有清一代之善政。康、雍、乾三朝一以贯之，并无变易，只是因时制宜，针对种种弊端，采取或宽或严的政策，仅为“酌量调剂”，并非“轻议更张”。“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

　　这就是乾隆执政初期以宽大为政的缘由。

　　传位之正，实乃乾隆坐拥的最大优势。执政伊始，乾隆帝力图以政策的连续性求证传位的正统性，又以传位的正统性求证执政的合法性，把他所拥的政治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乾隆的政治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而这正是雍正最欠缺的政治资源，也是康熙盛世得以延续一个甲子的重要原因。

　　（三）

　　乾隆十四年，帝一改宽政，为政趋于严厉。

　　清代的司法机构大体上承袭明制。死刑须由刑部、大理院与都察院组成三法司最终审决。三法司按例于每年八月复审地方逞送的死刑案件，是称“秋审”。

　　对刑部判决案件或京城附近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称为“秋审”，于每年霜降到冬至期间进行。

　　经过“秋审”、“朝审”的案件，分为“情实”（情节属实，罪名恰当）、“缓决”（案情属实，但危害不大，留待来年处理）、“可矜”（案情属实，但有减刑之余地，免于处死）、“留养承祀”（情节属实且罪行严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迈，无人奉养，或独子单传，无人承祀，可减刑免死）四类。

　　上述四类案件都须报皇帝最后裁决。凡认可死刑者，帝在名册上用朱笔打勾，称为“勾决”。已勾之犯，即行处死。未勾者归入“缓决”，明年再议。乾隆十三年之前，不少死刑犯虽入“情实”，但乾隆往往不予勾决，入于“缓决”，次年再议，仍入“缓决”。如此办理，已成定例。这种死刑犯，称为“老缓”，虽长期监禁，却可免于一死。

　　到乾隆十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乾隆逞情而为，大批勾决死刑犯，许多“老缓”亦难免“勾决”，就连缓决十余次的犯人也不免一死。

　　是年，各省上报的缓决犯，改为情实而即处决者甚众，仅四川、湖北、江苏等七省，由缓决改情实的不下43名，多属谋杀、叛逆重案。乾隆一言断定改判恰当，以为“此等凶犯断不应拟以缓决”，并对原判的督抚严加申饬。

　　许多将领，或因“失误军机，临阵脱逃”，或因“私回任所，托病偷安”，或因“恇怯退避，离汛失守”，或因“弃地不守，阻回援师”，乾隆帝皆处以勾决，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社会动荡不安，抗租抢粮、命盗叛逆案件增多，官场贪污弊端滋生，军营腐败之习严重，乃是乾隆十三年之后帝为政由宽趋严的时代背景。有鉴于此，乾隆帝告诫臣工：“年来侵贪渐多，致烦朕有此一番办理者，皆此等相蒙恶习有以启之也。”他希望经过此番整顿，皆知“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贪婪残暴之私，必能自禁。”

　　乾隆十五、十六年，分别是帝40岁和皇太后60岁庆诞，照例停止勾决，但侵贪之官犯不在此例。

　　此举意在表明乾隆帝挽回官场风气的坚定决心！

　　此次变脸，乾隆再三强调，“并非有意从严”。严刑峻法固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澄清吏治，振作营伍。

　　乾隆十五年，有人奏称：“上年秋审勾决，较前数年觉多”，甚至说，今年春季缺雨，即是上年勾决过多、上干天和的结果。

　　乾隆严词驳斥道：上年勾决，由朕亲加裁决，侵贪各犯蠹国殃民，为法所不宥，若改成缓决，“则流风相煽，愈积愈多，为吏治之大害”，北方春夏之交，从来少雨，此与勾决无关。“此奏甚属悖谬”。

　　（四）

　　第三变始见于乾隆三十九、四十年间。

　　“朕临御以来，以敬天报本为要，不敢稍有疏略，凡遇郊坛大祀，必亲诸行礼，自降舆以至礼成，一切典礼，俱有加增。四十年来，罔敢少懈。及至三十七年，朕逾六旬，始命大学士、礼部，将降舆远近，稍为酌减，此所以节缛仪而省精力，欲尽礼于大祀也。然以因朕逾六旬始然，而诚敬益得申致，我万世子孙，谨懔朕意。若年未六旬，切不可稍减典制。倘蒙上天眷佑，临御年过六旬，方可如朕见行仪制见行，著永远为令。”

　　乾隆帝此道上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充分显示了踌躇满志，自信十足，怡然自得的心境。

　　弘历25岁即皇帝位，至此年在位近40年，而年六十有四。他的目标是临御六十年，也就是当六十年皇帝。

　　自汉高祖以来，年逾六旬而在位三十年以上的皇帝，除康熙之外，不过十余人，计有：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蜀汉后主刘禅、吴大帝孙权、梁武帝萧衍、唐玄宗李隆基、宋高宗赵构、辽圣宗耶律隆绪、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明世宗朱厚熜。

　　其中为乾隆所钦佩的，仅汉武帝、光武帝、元世祖、明太祖四帝。

　　目下论临御年头，乾隆帝已超后三帝，惟汉武在位54年、享寿71岁，皆未及。乾隆期盼，不独在上述两者超越汉武，文治武功亦要超越。

　　此时乾隆心理上还有一足以激发雄心的因素：满朝文武大臣，不但前朝老臣早无，就连初期共事的大臣亦已凋谢。例如，年纪最轻，人称“小尹”的尹继善亡于乾隆三十六年；共事最久的“两刘”，即刘纶、刘统勋也先后病故。满朝官员无一不是由他一手裁培……凡此种种，造成了乾隆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从而产生了放手玩权的心绪。

　　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帝始终宠信不衰、支配朝政的两个大臣，居然薰获同器。香草是阿桂，毒草为和珅。

　　阿桂，满洲正蓝旗人，后以战功抬入正白旗。大学士阿克敦子。为清朝旗人中数一数二的杰出人才。乾隆三年举人，初以父荫授大理寺正丞。嘉庆二年卒。仕乾隆朝长达半个世纪。

　　阿桂之英才初展于乾隆二十五年。是年，参与平定准噶尔部兵事的阿桂移驻伊犁，上言驻兵、屯田诸策，帝皆允行，“命专司耕作营造，务使军士回民皆乐于从事。”

　　阿桂后又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先要。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水土沃衍，宜屯田，请增遣回民娴耕作者往屯，增派官兵驻防，协同耕种，次第建置城邑”。乾隆“用其议，阿桂造农器，督诸屯耕，获岁大丰。”（《清史稿•阿桂传》）

　　新疆入清版图，扩自古所无之版图。既入版图，倘无阿桂经营之功，则变乱仍将复起，成为大累。

　　平定准噶尔之役列乾隆十大武功之首，论武功虽以傅恒为最，然若无阿桂之策，难竟全功。

　　乾隆二十八年，召还京，授军机大臣。三十年，赴乌什协助镇压维族起义。三十二年，授伊犁将军。三十六年，派赴金川军前，后主持金川军务。四十一年，平定金川，班师叙功列第一。

　　此后十数年，多次出办河工及江浙海塘工程、湖北荆州堤工。又统帅镇压苏四十三、田五领导的两次起义，颇得乾隆器重。出则付以重任，入则综理部务。

　　乾隆十大武功，阿桂无役不与。故称他为乾隆朝第一功臣并不为过。

　　与阿桂同时受重用的还有和珅。

　　自古有道皇帝近贤远佞，而乾隆自以为天纵聪明，因材器使，无不得心应手，故既用贤臣阿桂，又用佞臣和珅。所谓薰获同器就是这个意思。

　　和珅，满洲正红旗人，少年家贫，为文生员，后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受乾隆赏识。此人之为小人，乾隆岂能不知？

　　和珅何以获重用？至今仍是一个谜。只知他是在乾隆四十一年获重用的。是年，和珅授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旋擢军机大臣，居此要职达24年之久，还兼任步军统领，户、兵、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等职，宠信冠于朝列。

　　乾隆帝倚其为心腹，因而权势膨胀到了极点，政令传宣多由其手书口传，内外大僚恃其为靠山，各省奏折皆用副折送其先阅，各地进贡珍品也多入其家。

　　和珅把持朝政后，贪赎无厌，广收赂贿，致府库空虚，吏治败坏。和珅秉政揽权，实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乾隆帝惩治贪官污吏，可谓严矣！“身大辟，家籍没，谬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砍头颅，没收家产，祸及子孙……但以身试法者仍前后相望。莫非执政者尚贪侈？抑或源浊流不清？

　　乾隆帝严刑峻法之果敢，实不下于明祟祯帝，而吏治终于不振。其间因果，后人看来朗若白昼。

　　祟祯自谓“朕非亡国之君，诸卿乃亡国之臣”，将亡国的责任全推到臣子身上，实乃一派胡言！惟其有亡国之君，才有亡国之臣。乾隆朝后期亦如是观。有弄权之君，始有弄权之臣。上梁不正下梁歪，历来如此。

　　明知其为小人，却欲使其办大事。究其本意，不外乎一展 独断朝纲、掌控宇内的才略，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的能耐。不料画虎不成反类犬，落得玩火烧身的下场，以致于圣明反被圣明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乾隆，就没有和珅。

　　（五）

　　和珅得以固宠，与福康安休戚相关。

　　福康安何许人也？名为大学士傅恒第三子，实为乾隆非婚生子也。其生母便是傅恒夫人。傅恒是孝贤皇后弟，夫人便是皇后弟媳了。孝贤皇后为此而自尽。此事在当时宫廷与宗室为公开之秘密。

　　福康安生于乾隆七年，初假皇太后之命养在宫中，后乾隆又在一道上谕中称“康安由垂髫豢养，经朕多年训诲，至于成人”。但傅恒在日，不便重用。傅恒一死，康安即被擢为二等侍卫，命在御前行走，即所谓“御前侍卫”。通常为重用之始。

　　乾隆三十七年，授户部侍郎、副都统。是年，康安刚满三十岁。

　　如此特殊的身分养成了他骄纵专恣的人格特质。福康安出行坐轿不骑马。他坐轿须用36名轿夫轮替值役，轿行若飞。出师督阵亦坐轿，轿夫每人配备良马4匹。凡更役时辄骑马随从，故轿夫尤横。某县令曾杖一夫致被劾罢官。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国势极盛，然亲生儿子却无以享受名分上的尊荣，何况福安的资质远在年长诸子之上，又在阿桂照应、海兰察效力之下武功彪柄，更使乾隆生发一种负疚感，步入晚年舔犊之情尤甚。福安40岁授御前大臣，41岁署工部尚书，42岁擢兵部尚书……有清一代三百年，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无与伦比。死后，还追封郡王。清代非宗室封王者，唯其一人。

　　在乾隆帝的心目中，原应是嗣位之子，却格于名分，无法入继大统，只能恩宠有加，聊以弥补一二。这番良苦用心为工于心计、善于察颜观色的和珅所窥察，遂暗中迎合，以厚结福康安为第一要务。在和珅看来，媚福康安就是媚乾隆帝，而福康安于内心感激和珅，便在乾隆面前美言和珅，致使后者宠益以固。

　　和珅之所以尽乾隆一生始终不败，原因很多，但厚结福康安以邀宠乾隆，实为主因。乾隆一死，和珅即垮。嘉庆帝历数其二十宗大罪，责令自尽。福康安虽已死，帝仍斥以“骄横自恣，勒索地方，擅立赏号，军营奢侈”。

　　乾隆父子与和珅三人之间的俱荣俱衰，乃清朝由盛而衰最鲜明之征象。

　　乾隆朝为清之盛世，然盛极必衰，清朝之衰象亦自乾隆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