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大瘟疫极有可能首发于中国——中国该如何应对？

瘟疫与文化

　　先锋阵地特约撰稿：王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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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瘟疫为文明打上烙印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8226;戴蒙德在形容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行为飞跃性的重大变化时，借用了一个由中国人创造的名词：大跃进。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上，这种大跃进式的飞跃不止一次地出现，对于什么原因造成这些飞跃，专家们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飞跃一定会有外部的和自然的原因，不能用人类智慧的逐渐积累进行解释。

　　 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发展也是同样的趋势。人类文明的出现是距今一万年以内的事，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发生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传染性疾病的形成。随着文明的发展，传染病也以相同甚至更快的速度发展，在公元前后开始出现跨地区、跨大陆和全球性的流行，这就是所谓的瘟疫。人类文明的发展伴随着瘟疫不定期地出现，因此在文明和文化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瘟疫的烙印。

　　 传染病的出现和文明的出现的原因是一致的，不外是人口增多、人群定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等，瘟疫则是文明浪潮中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避免的后果。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人类始终和瘟疫共存，瘟疫成为人类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瘟疫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只有最近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人类才开始掌握了和瘟疫对抗的武器。在此之前大多数时间里，人类在瘟疫面前只能束手待毙。因此在人类的世界观中，就存在着所谓命运的东西。例如在天花猖獗的年代，由于很大比例的少年儿童被天花夺去了生命，以致欧洲人认为，没有得过天花，就不能算成人，因为他们有随时随地地被天花这个“斑点恶魔”夺去生命的危险。牛痘疫苗的发现者琴纳被赞誉为“如果没有他，今天的人类中起码有一半不可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决非夸大其词。宗教的出现同样和瘟疫的存在有关，中国文化中的天命和冥冥中的主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瘟疫烙印的体现。

　　 瘟疫对历史的作用是被长期忽视的一个领域，在中国史料中更是如此，基本上被一笔带过，使得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瘟疫流行非常困难，能够确认的一些结果都是通过西方人和阿拉伯人的记载得来的。中国的传染病最初是经西部传入中国，例如天花，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而由西而东进入中国的。但是由于鼠疫的三大原生地中的喜马拉雅山麓和蒙古高原位于中国周边，因为鼠疫往往在中国先爆发而后流行全球。例如中世纪起码杀死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猖獗欧洲二百多年之久的黑死病，在中国的流行情况绝对不亚于欧洲，在第一波流行中起码杀死数千万人，其后三百年间同样反复出现。元亡明兴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宋末和明初相比，中国人口大规模减少，主要是鼠疫的功劳，明亡清兴同样有鼠疫的功劳。此外还有隋朝的迅速灭亡等等，瘟疫在中国历史上多次起到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这些历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探讨和重视。

　　 中国还是瘟疫的原生地之一，特别是流感，20世纪以来历次全球性大流感流行都是从中国发源的，现在国际上对禽流感的监测重点同样是中国。萨斯的流行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今后还会有类似的已知和未知的瘟疫在中国横空出世。从艾滋病、萨斯到禽流感，证明了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的看法：尽管人类已经征服了几种危害人类数千年的瘟疫，尽管科学得到高速发展，但对于大多数瘟疫，人类还处于劣势和束手无策的境地，我们依旧处以瘟疫时代。

　　 旧的瘟疫未能消灭干净，新的瘟疫还在不停地出现，而且未来的大瘟疫极有可能首发于中国，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国人应该如何应对？

　　 大量养生书缺乏对科学的信仰

　　很多人把答案寄托在中国文化中，希望从中找到出路，然而中国的文化能够给出答案吗？

　　 充斥图书市场的中医健康书籍似乎给出了答案，从有悠久历史的中医古籍中，专家们找出了健康和长寿的秘诀，越来越多的秘诀一直追溯到了《黄帝内经》，在这个潮流中，中国的文化又开始丢弃了自五四运动开始增添的最珍贵的东西：对科学的信仰。

　　 黑死病之后的二百年间，欧洲是人间地狱，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恰恰是这个地方，以飞跃的形式诞生了工业文明，经过几百年间，欧洲人主宰了世界。在瘟疫的推动下，欧洲人走向海洋，让自己的视野开阔起来，在伟大的探险中培养着对科学的崇拜和信仰。正是靠着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以琴纳为首的那一批科学英雄才敢于挑战宿命，才有和瘟疫抗争的勇气，人类才因此走上征服瘟疫的征程，正是靠着科学，人类才有了人能胜天的概念。

　　 14世纪的黑死病，同样让中国推翻了元帝国的残暴统治，在科学技术上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早八十多年，而且在航海技术上远远领先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然而之后却走入闭关锁国。瘟疫对于中国和欧洲截然不同的影响，恰恰说明中国文化的缺点和不足。

　　 时至今日，现代科学垂入中国已经一百多年了，但中国文化却处在乱力鬼神的地步。不要说畅销作品中的各种糟粕，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健康书籍，竟然大部分是伪科学、假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近年来中医西医孰短孰长的争论，竟然导致打着保护中医遗产的招牌，挂起传统医学替代现代医学的旗号，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一大批民众，导致民众科学观念的淡薄。如果再出现类似萨斯的瘟疫，这种民众科学意识的淡薄将会导致疫情的失控。

　　 萨斯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一个机会，用现代科学手段成功地控制了萨斯的流行，本应该像当年控制东三省鼠疫大流行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得到公认一样，使中国的民众和中国的文化进入科学信仰的更高层次，但开始时的良性效果却因为人为的误导走向反面。对待未知的不可治愈的瘟疫，对于个人来说，良好体质和免疫力是关键。由于污染的存在和错误的健康理论的误导，中国人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一旦出现大瘟疫，将会出现极其可怕的后果。

　　 瘟疫是少数几个能够改变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命运的自然力量，美洲印第安人的悲剧与其说是欧洲人到来和瘟疫流行的作用，不如说是他们文化本身的缺陷。当他们的祖先登上美洲大陆时，传染病还没有在人类社会形成。经过上万年的长期隔绝，美洲大陆的文化没有任何瘟疫的烙印，也就缺乏面对瘟疫时浴火重生的力量，美洲一度灿烂的各大文明在瘟疫面前只能如巨厦一样瞬间倒塌。

　　中医的最大敌人是复古和保守

　　 中国文化经过二千年和瘟疫的共存，本身具备了抗击瘟疫的力量。享誉全球的中国传统医学就是在和瘟疫斗争中不断地吸收各民族各地区以及外来的先进医学技术而发展出来的包容性很强的实用科学，最早的种痘技术就是在中国发明和流传的，琴纳就是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疫苗的。中医的那些让世人称赞的成就正是吸收其他医学的长处的集大成的产物。琴纳因此对牛痘疫苗在中国的应用抱有极大的希望，但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中国的文化和医学在19世纪初处以停顿的状态。百年来中西医之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医的最大敌人不是西医，而是不思进取和不能包容，而是复古和保守。

　　 有的医学专家把困扰现代人的心脏病、肿瘤和糖尿病等慢性病也称之为瘟疫，因为它们正在像瘟疫一样快速流行，这是我们所处的瘟疫时代的新的特性，也是我们所要面临的严谨的考验。有位哲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瘟疫的历史同样是当代的瘟疫史。我写的《上帝的跳蚤——改变人类历史的瘟疫》一书中既包括了鼠疫、天花这两种曾经改变人类历史的瘟疫，也叙述流感、艾滋病这两种正在和将要改变人类历史的瘟疫，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揭示瘟疫的烙印。年年出现的流感和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艾滋病正是在提醒我们还处在瘟疫时代，正是要在我们的文化中牢牢地刻上瘟疫的烙印，那些越来越严重的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慢性病流行和不知何时突然再次出现的流感大流行则是我们所无法避免的炼狱。

　　 人类从走出非洲之时就注定要面对各种的无法预见的生存环境，瘟疫也可以看做大自然的新陈代谢手段之一。人类将会和已经存在和尚未出现瘟疫共同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也许永远共存下去。用当代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人口爆炸和环境污染，用历史的眼光，我们会看到包括瘟疫在内各种无形的手在操纵着历史的方向盘。人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了生存而破坏环境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之一就是瘟疫。

　　 进化论中有一个原则叫适者生存，在瘟疫面前，适者生存并不是让瘟疫来选择，而是要由我们自己去选择。不管是针对急性传染病还是慢性疾病，防疫是全社会的整体行动，没有群体的科学意识将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未来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在今天的瘟疫或未来的瘟疫中生存的权利取决于能不能会不会成为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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